关于蔡元培，大多数人最熟知的就是，他曾是北京大学的校长。实际上，因为时局动荡，他在北京断断续续只呆了十余年时间。尽管时间不长，但他为北京这座城市的图书馆和博物馆等公共文化设施的建设，不遗余力。
在任民国教育总长期间，蔡元培将京师图书馆改造为面向大众开放的图书馆，其间还在国子监设立国立历史博物馆筹备处，它是如今国家博物馆的前身；上世纪二十年代末，他成为国立北平图书馆的馆长，他见证了北平图书馆新馆的建设，如今它是国家图书馆古籍部；他还为故宫博物院制定了切实可行的文物保护政策；民国年间，全国多家博物馆的成立，都与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蔡元培用他独特的方式，为中国的文化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将京师图书馆面向公众开放
近代公共文化设施包括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公园、剧院等向大众开放、服务于社会的公共建筑。中国的这些公共建筑是鸦片战争以后，由于外国势力的入侵和中国有识之士的不断促进才陆续出现的。其中较早出现的公共建筑之一就是图书馆。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清政府在湖南建立了全国第一个图书馆。宣统元年（1909年），学部上《筹建京师图书馆折》，9月9日被奏准兴建京师图书馆，任命缪荃孙为监督，徐坊为副监督，杨熊祥为提调，设馆于什刹海广化寺，第二年京师图书馆成立。
在图书馆出现之前，当时的中国，各地有数量庞大的私人藏书楼。而蔡元培和图书馆的缘分，正是始于他在藏书楼的一段经历。1886年，20岁的蔡元培，来到浙江绍兴同乡徐树兰家的“古越藏书楼”，为该藏书楼校勘图书。当时，因为西方译本大量出现，旧有的图书分类方法已经不再适用，而古越藏书楼的管理方法比较完善，蔡元培在那里接触到了新的图书分类方法和编目条例。
后来，在西学东渐的热潮中，蔡元培吸收了早期改良主义者的思想。在他早期的教育实践中，对图书馆的建设给予了高度重视，蔡元培也成为筹建图书馆的积极提倡者之一。
1898年，在翰林院任职多年的蔡元培，对于清廷改革非常失望，毅然离开北京，回到家乡。在家乡，他担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他为学校建立图书室，并打破了很多学校只向本校师生提供借阅的传统，规定校外人士“凡助银10元以上者，即可借阅”，用这种方法动员社会力量增加藏书，使得中西学堂成为当地藏书最丰富的学堂。
1907年蔡元培由西伯利亚赴德国，开始了他的第一次留德生涯。这时候蔡元培已经41岁，留学经费全靠自己筹措，当家庭教师，为商务印书馆编书，过着“半拥半丐之生涯”。但在莱比锡大学就读时，他如饥似渴地吸收着新知识。除了学习外，他还流连于莱比锡音乐厅、歌剧院、美术馆、博物馆等建筑，对于图书馆和博物馆有了更深刻的认知。
1911年，蔡元培从德国回国。1912年1月，蔡元培出任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他对教育部的机构加以调整，在机构中特意增加了社会教育司，该部门负责“通俗教育及讲演会、博物馆、图书馆、动植物园、美术馆及美术展览会、音乐会、演艺馆、巡回文库等”。
同年5月，教育部迁到北京。蔡元培在任教育总长的施政纲领当中，把图书馆作为重要工作加以说明，并作为革新的起点。他在宣布政见的演说中提到，将图书馆等设施作为重点建设对象。
当时北京虽有京师图书馆，但它却一直没有向社会正式开放。在以蔡元培为首的教育部接管了京师图书馆后，先是任命了当时著名的学者江瀚为京师图书馆馆长，馆址仍在广化寺。此后，教育部对藏书进行清查，并接收原翰林院、国子监以及各地官书，还修葺图书室，订立阅览章程十四条。当年8月27日，京师图书馆面向公众开馆。
不过，遗憾的是，蔡元培任教育总长的时间非常短，因为反对袁世凯专权，当年7月14日，蔡元培便辞去了教育总长一职。尽管任期只有短短六个月，但这六个月，却是中国教育史上最为重要的时期：蔡元培对全国教育进行了若干重要改革，除改订教育宗旨，废除忠君尊孔之外，还废除读经，改革学制，修订课程，实行小学男女同校，推行义务教育及社会教育等。
值得一提的是，蔡元培辞任后，他的部下鲁迅，接过了蔡元培在图书馆、博物馆等公共文化事业建设方面的大旗。1912年初，蔡元培在南京刚刚接手教育部之后，除了改革教育部机构设置，还邀请相关人才到教育部任职。蔡元培知道鲁迅研究美术和美学富有心得，所以聘请鲁迅在社会教育司任职。教育部北迁之后，鲁迅也随之来到北京。1912年8月，鲁迅被任命为佥事兼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主管科学、美术馆、博物馆、图书馆、音乐会、演艺会等事宜。因此，鲁迅参与了京师图书馆的许多具体工作。其中许多事情在鲁迅的日记和部分档案中都有记载。
开馆之初，为充实馆藏，鲁迅在1912年秋季以教育部名义咨调各省官书局所刻书籍入藏京师图书馆。1913年，将一部铜活字版大型类书《古今图书集成》拨予京师图书馆。1915年，《永乐大典》（残本）和文津阁《四库全书》在鲁迅的据理力争下，移藏京师图书馆（据《鲁迅日记》记载，文津阁《四库全书》在1914年打算存放于故宫的古物陈列所）。
除此之外，鲁迅还为京师图书馆新馆的选址费了不少心思。1913年6月，因广化寺地处偏僻，经教育部批准，另觅新馆址。为寻找适当建筑作为京师图书馆馆舍，鲁迅亲自实地考察。1915年，确定以安定门内方家胡同国子监南学旧址为京师图书馆。
1917年1月26日，京师图书馆在方家胡同重新开放。开馆之日，蔡元培、鲁迅等人出席开馆仪式。此时的京师图书馆，初具近代图书馆的规模。
1928年，国民党政府定都南京，另设国立图书馆于南京，京师图书馆改称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址由方家胡同迁往中南海居仁堂。当时，除国立北平图书馆外，还有一所由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1926年创办的北京图书馆，地点在北海。1929年8月，国立北平图书馆与北海的北京图书馆合并，仍名国立北平图书馆。
有趣的是，蔡元培在辞任教育总长十多年后，回到了最初“战斗过的地方”，成为国立北平图书馆馆长。
1931年，北海西侧国立北平图书馆新馆竣工，并于当年7月1日正式开馆，文津阁《四库全书》全部迁入新馆。这座新馆也打下了蔡元培的鲜明烙印：新馆废除了以前实行的购票入馆的办法；新楼内的阅览室有200多个座位，环境幽静……国立北平图书馆新馆前有一条街道本无名，因馆内藏有文津阁《四库全书》而得名文津街，如今它仍然是北京“最美的街道”之一。
四处筹款为北大图书馆买书
北大红楼复原当年北大的阅览室
1912年7月，蔡元培辞去教育总长一职后，先后到德国、法国留学，向国人介绍西学各种思潮。1916年6月，袁世凯病死后，在时任教育总长范源廉的积极推动下，黎元洪决定任命蔡元培担任北大校长。11月初，蔡元培自法国归来。当年12月26日，黎元洪签署任命状，任命蔡元培为北京大学校长。
顺便提一下，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长伊始，便登门拜访陈独秀，聘请他作北大文科学长。另外，蔡元培和他的老部下鲁迅再次有了合作：蔡元培设计了校旗，并请鲁迅设计校徽，就是如今人们常见的北京大学校徽。
蔡元培1917年任北大校长的委任状
1917年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后，蔡元培在就职演说中将改造北京大学图书馆作为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本校图书馆书籍虽多，新出者甚少，苟不为广为购办，必不足供学生之参考。刻拟筹集款项，多购新书，将来典籍满架，自可旁稽博采，无虞缺乏矣。”
为此，他开展了对图书馆的改革。首先是聘请有真才实学的专家学者管理图书馆。他到校任职仅一年，即1918年1月，就聘请李大钊为图书馆主任，以此来管理图书馆。李大钊在日本留学时参加过声讨袁世凯的运动，1916年回国后担任北京《晨报》编辑，在《新青年》发布著名的论文《青春》等，宣传新思想提倡新文化运动，其丰富的学识和兼容并包的思想为蔡元培所认同。
另外，蔡元培还想方设法多购新书，充实馆藏。由京师大学堂演变而来的北大图书馆，多年来积累的图书只有十来万册，且多为线装古籍。蔡元培要求图书馆以采购新书为重点，以适应“世界之学术，日新月异”的要求。图书馆一方面买来不少外文书，包括一些马克思主义书刊，同时也还搜求古书，学校成立国文研究所。广收书籍，必然需要不少费用，而北洋军阀政府不以教育事业为重，不但办学经费极其有限，而且还经常拖延不发。蔡元培只好四处奔走，通过向国内外“各方面捐款”的途径，广为筹集资金。
而且，随着北大学生人数的增多，图书馆等校舍明显不够用，蔡元培也筹备修建新的图书馆。这就需要大量资金。于是，蔡元培决定赴欧美筹款。1920年，蔡元培在赴欧美考察前夕，将主持校务的重任托付给了蒋梦麟，并在告别演讲中说道：“本校图书馆甚不完全，蒋先生筹划在第一院空地建筑一所大图书馆，但是经费不够，政府不能应给，只好向各方面募捐。华侨方面时常有信来，要我到南洋去，并且他们也有好些子弟到此地来旁听的，所以我想在回来时，到英属、荷属……各处去看看，顺便募点捐款。”
在随后的旅程中，他多次发表演讲向华侨募捐，甚至还曾组织华侨成立募捐队，并亲自制定募捐办法。尽管筹建图书馆的目标在蔡元培任校长时没实现（1934年在校长蒋梦麟的努力下新馆建成），但是经过蔡元培的多方努力，北大图书馆的藏书量一直持续增加。1918年至1923年，北大图书馆平均每年进书量在万册以上。
为了加强北京大学图书馆建设，1921年他利用赴欧美考察教育的机会，同美国等有关方面会谈，使北大图书馆成为获得卡内基国际和平会出版品的图书馆之一，美国国会图书馆也同意为北大提供一套完整的卡片，此外还有一些图书、仪器和经费等，使处于困境中的北京大学图书馆取得了一定的进步。
蔡元培在1921年10月专门颁发了“校长启事”，针对当时北大师生在图书馆借阅过程出现的不按时还书、不交纳违约金等现象，为教师及学生制定了具体的措施。比如规定学生在限期交还图书及违约金，“凡借阅之书籍应交还尚不交还者，照章停止学生资格”；“已将书籍交还而所欠违约金未交还者”，“如逾期不交，应停止其借书一年”。正是由于校长蔡元培全方位的关注，才使得北大图书馆在上世纪20年代初期，呈现出崭新的发展面貌。
蔡元培支持多家博物馆的建设
蔡元培曾说过，“教育并不专在学校，学校以外，还有许多机关。第一是图书馆。凡是有志读书而无力买书的人，或是孤本、抄本，极难得的书，都可以到图书馆研究。”在蔡元培看来，学校以外的教育，图书馆排在第一，“其次是博物院”。
其实，蔡元培很早就关注博物馆，1902年他曾携家人参观中国境内最早建立的博物馆——法国传教士韩伯禄创建的徐家汇博物馆。1907年6月，蔡元培赴德国留学，并于次年进入莱比锡大学，在学习的过程中，蔡元培对博物馆的作用留下了深刻印象。
早在蔡元培任教育总长期间，他就开始了成立博物馆的尝试。1912年7月，以“搜集历史文物，增进社会教育”为宗旨的国立历史博物馆筹备处在北京国子监成立，这就是后来中国历史博物馆（如今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前身。
1922年1月，在北京大学任职期间，蔡元培成立了北京大学国学门研究所。研究所设有考古学陈列室和风俗陈列室等，专门用于陈列古物、风俗物品，还用好几个房间陈列北大清理的明清档案。这些资料不仅国学门同人可以研究参考，还供学者、民众前往参观。
在北京工作期间，蔡元培在各种社会教育团体的演讲中，将图书馆、博物馆等文化设施建设作为提倡对象。他反复强调“然如美术馆、博物院、展览会、科学仪器陈列所等，均足以增进普通人之智慧，而所费亦皆不甚巨。”1928年民国政府南迁，蔡元培出任南京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此后一直到他逝世，蔡元培在北京停留和居住的时间并不长，但他一直关注北京在图书馆、博物馆方面的建设。
正如前文所讲，1929年8月，蔡元培成为国立北平图书馆馆长。他在任馆长的12年间，除了悉心扩充图书收藏，主持搜集天一阁、海渊阁等散落各处的善本书，接受德国著名汉学家穆麟德夫人捐献的东方语文及史料的西文图书等之外，蔡元培还先后担任了国立北平天然博物馆（原农事试验场，今北京动物园）、故宫博物馆、国立北平图书馆的董事会委员，直接参与这些文化设施的建设与管理，推动了这些文化机构的发展。
在此之前，蔡元培与故宫博物院就结下了不解之缘。民国成立后不久，蔡元培就提出应在故宫建立博物院，对公众开放。1925年10月，故宫博物院正式成立，蔡元培被选为故宫博物院临时董事会董事。1927年7月，封系军阀张作霖入主北京，并于10月下旬接收了故宫博物院。在此期间，有人曾一度筹划拍卖故宫文物，这遭到了蔡元培等人士的强烈反对。1928年，南京政府成立，有人又提出“废除故宫博物院”提案，蔡元培积极配合博物院同仁，奔走相告，最终使得提案未被通过。1928年10月，蔡元培成为故宫博物院的理事之一，他亲自参与制定了故宫博物院的组织管理条例，对故宫的职能进行了明确规定，使故宫博物院成为组织较为严密的近代文化机构。
除此之外，民国时期，在北京之外的博物馆建设也有蔡元培的身影。1929年1月，蔡元培任院长的中央研究院决定在南京成立自然历史博物馆，蔡元培聘请李四光、钱天鹤等人为博物馆筹备处筹备委员。博物馆筹备期间，工作人员需要到各地采集标本，蔡元培通过自己的关系联系当地军阀，要求他们派军警沿途保护。自然历史博物馆于1930年1月正式成立，钱天鹤先生（1893—1972）担任首任主任。
1930年8月，蔡元培还在青岛倡议成立水族馆，并多方筹措资金。1932年5月青岛水族馆正式对外开放，成为亚洲第一座水族馆。
用庚子退款在北京建图书馆和博物馆
众所周知，1900年，义和团运动导致八国联军武力干涉中国。1901年，清廷与列强签定了《辛丑条约》。条约规定，清政府赔偿4.5亿两白银，赔款的期限为1902年至1940年，本息合计982238150两，是为“庚子赔款”。后来经过多方呼吁，最终促使美国议会在1908年通过退款决议。美国将所得“庚子赔款”的半数退还给中国，作为资助留美学生之用，清华学校便是在此背景下成立。
后来在清政府灭亡后，俄国、法国、英国等国家也相继退还部分款项。蔡元培率领中国文化教育界人士积极争取，利用庚子退款发展北京以及其他各地的文化设施建设。
民国初年，为了不使这些款项被政客和外国教会把持，真正用于兴办教育，蔡元培参与其中重要的活动。他亲自到英、法等国，积极联络各国进步人士，呼吁各国议会通过退还庚款在中国兴办文化事业的议案。他热切向国外文化、政治界表明：“吾人日望平民大学之发起，图书馆之完备，科学美术陈列馆、音乐院、动物植物院、民族历史及其他种种博物馆之建设，剧场演戏馆之改良，而限于经费，未能行也。”他还希望各国能够将庚子赔款退还，用作“北京、南京、四川、广东四处之图书馆、博物院等费。”
蔡元培的努力并没有白费，在中国各界的努力下，一些西方国家陆续同意退还庚子赔款。1929年，蔡元培在杭州出席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被选为董事长。在蔡元培的关心和支持下，北京的近代公共文化设施获得了十分宝贵的资助，不少单位得以维持日常运转和建设新型文化建筑，从而为其生存和发展创造了条件。
国立北平图书馆就是其中一例，1925年起该馆陆续获得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资助，并得到了70万元的新馆建筑费用资助。自1929年起，新馆经费全部由其资助，经费数额也不断增加。1929年该馆经费为9.7万余元，1931年则增加到13.6万余元。同样，故宫博物院也得到了不少支持。他还为北平天然博物馆争取了中法教育基金会的资助，建立了各国风俗陈列馆。
1936年，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保存库奠基典礼，左边靠近石碑者为蔡元培。
除了利用自己的能力创办图书馆、博物馆等公共文化设施外，蔡元培还利用自身影响力使北京的这些建筑及文物免于战火损害。
1928年3月，在南京政府“二次北伐”进行过程中，为了防止奉系军阀损坏各种文化设施及遗产，他联合各界人士“致电王士珍等嘱其慎重保管北京的故宫”。
在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华侵略战争步伐之时，蔡元培又积极呼吁和组织对文化设施和重要文物的南迁，其中包括故宫许多宝贵的文物和北平图书馆数万册图书。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华北告急，故宫博物院理事决定把院藏精品南迁。当时有人认为，社会动荡，南迁会造成文物失散，蔡元培认为故宫古物必须妥善保存，于是，他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力主古物南迁。经过多次协商，决定将故宫文物运往上海。但此时也有人提议改运洛阳和西安，蔡元培认为运洛阳并不适合，洛阳“无保险之建筑，无充分之军警”，最终将故宫文物运至上海。
1934年4月，蔡元培被推举为故宫博物院理事长。在面对如何妥善保存故宫南迁文物时，经过多次研究决定，一边认真清点运沪的文物，一边在南京建立故宫博物院分院及文物保护库，以便保护南迁的文物。此时，蔡元培年近七十，但他仍不顾个人安危，往返于宁沪两地。1936年，南京朝天宫保存库工程完工，故宫文物被迁至南京文物保存库。不久，随着战争局势的日益恶化，南迁文物又不得不西迁四川。
1940年，蔡元培在香港病逝。在纷飞的战火中，他生前费尽心血保护的故宫文物，最终得以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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